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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专栏

院长 | 王振耀:新冠疫情应对与中国八妻子影院2021新版慈善事业发展前途(上)

摘要

八妻子影院2021新版慈善力量在抗击新冠肺炎伟大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作用值得我们从历史传统与文化的角度反思中国的慈善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取得长足进展的原因,并分析中华慈善文明所包涵的公共精神、家风建设与乐善好施等重要内容。慈善事业当前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是如何融入社会服务大潮所对应的内在需求。同时本文还结合实际探索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路径,即专业慈善与社区慈善的有机结合。另外,本文展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国际化之路。以上诸内容都是关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前景的关键议题,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现意义。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慈善事业 专业慈善

中国的新冠疫情应对如果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到4月8日武汉“开城”全国疫情得到系统控制,已经历时两个多月并取得举世瞩目的进展。此次疫情应对,在国家强有力的宏观指挥调度与各级政府周密落实并取得决定性成效的历史性进程中,以八妻子影院2021新版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为主的社会力量与政府密切配合,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随着疫情应对进入常态化,尤其是随着全球疫情的爆发,人们对于中国八妻子影院2021新版慈善事业的发展前途开始产生了担忧: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对于持续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萎靡不振会不会影响慈善捐赠?中国八妻子影院2021新版慈善事业究竟会走什么样的道路?这确实需要集思广益,深入探索。

一、八妻子影院2021新版慈善力量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伟大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新冠疫情阻击战,全面启动于中国农历2019年腊月29日,第二天即是“年三十”和随之而来的“正月初一”即春节,恰是中国传统最为重要的节日,全国14亿人进入假期,居家团聚,走亲访友。在这样的时刻,对武汉这样拥有上千万的人口封城以系统展开抗疫保卫战,其艰难与复杂程度远远超过2003年的非典疫情应对、2008初即春节前发生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继之发生的“5·12”汶川大地震这三大灾难的叠加。

面对如此挑战,中央启动特别响应,各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均启动一级响应,充分开拓中国体制与文化优势,展开对于新冠病毒的全面阻击战。在这样的战役格局中,八妻子影院2021新版慈善又一次展现出了巨大社会作用,突出表现在:

在战役之初,突出矛盾是医疗物资奇缺,加上企业假期停产,许多调度工作措手不及,社会力量的行动至关重要。在这个阶段,各类慈善组织和企业,包括全球华人和各国友人展开了全球医疗物资的大捐献、大采购、大运输。之所以全部表现为“大”,主要是体量大,仅仅海关统计的进口口罩即超过几十亿只,国内捐赠更是超过进口的数量。这样的行动,只能是社会行为才会如此快速反应;而采购则在全球范围进行,运输更是要跨国跨。偷揭丫獬堑奈浜,也需要克服多重困难。尽管发生了一定的矛盾,但就捐赠数量而言,广大慈善组织、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累计捐赠的资金达到396.27亿元,物资达到10.97亿件;考虑到这是14亿人全部要求在家自我隔离的条件下而进行的自觉捐赠,是大家努力奉献并通过网络与各类现代技术手段、运用多个慈善捐赠平台、与武汉和湖北有关方面对接并实现的应急救援,这一捐赠所展现的是相当难能可贵并极为重要的社会大爱精神。

在疫情应对最为紧张的时刻,尤其是当着武汉核查确诊患者超过一万并迅速冲向四万的过程中,全国医务人员的紧急大支援和政府的严格管控所急需的是各类细腻的配合服务,慈善精神所付出的是各类志愿服务行动。在全国,有几千万妇女投入了抗疫工作,而在武汉,以开车接送医生与患者等各类自发而有序几万名志愿者的默默服务,包括央视所报导的法国志愿者所展示的大爱,构成了最为壮观的慈善奉献行动。

在形势基本稳定的状态下,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与各类困难群体的特殊服务要求提上日程,八妻子影院2021新版慈善力量又一次在政策的指导下与基层密切合作,系统参与社区服务,拓展社会工作,从而促成了各类具体社会问题的妥善解决与社会的稳定有序运行。

当然,更为感人的是武汉的医务工作者和全国支援武汉的四万多名医务工作者。他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舍身忘我工作,有的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省包一市的对口支援,则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亲如手足之情。所有这些,当然也是一种特别的以专业为基础的大爱奉献的八妻子影院2021新版慈善精神,是具有至善内涵的民族精神、公共精神。

当着全球疫情蔓延的时候,中国的慈善力量又一次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支援。这种人道主义的大爱精神,受到了多个国家不同民族的赞誉。

慈善力量在新冠疫情应对中的杰出奉献决不是偶然的。从当代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在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快速发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于贫困的挑战,社会力量的参与更多地体现为由政府来实施政策创新并直接建立起特别的扶贫工作体系。国务院扶贫办公室的建立和对口扶贫机制的确立,民政部所推动的社会福利企业制度,以“希望工程”为代表的具有政府背景的一些基金会所建立的有影响力的项目等,都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九十年代初民政部所推动建立的中华慈善总会客观上为中国大陆慈善事业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而从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抗洪斗争中社会广泛的捐赠参与开始,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年,大陆居民的捐赠资金和物资首次超过了境外捐赠,初步展现了中国大陆慈善的潜力。

2003年到2005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全面转型期。2003年春,发生非典疫情,社会捐赠达到40亿元,对于政府的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援。2004年底,印度洋海啸发生,全国迅即捐赠6亿元以上,开启了中国国际捐赠的新纪元。2005年,国务院正式部署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建立慈善工作处,民政部召开中华慈善大会并颁布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慈善工作开始正式纳入政府议事日程。

2008年到2016年,更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系统提升期。汶川大地震的救灾,公众高达760亿元的捐赠与几百万志愿者奋不顾身的救灾,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八妻子影院2021新版元年”。在这以后,慈善事业的发展波澜壮阔,年度捐款捐物总是在千亿元上下。2016年3月,国家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标志着国家的现代慈善法制体系基本确立。

2020年春新冠疫情应对社会力量所展示的慈善精神,正是多年以来我国八妻子影院2021新版慈善事业发展的生动体现。

二、中华慈善精神深度拓展:善文明的悠久历史传承

我们要瞻望中国慈善发展的未来趋势,首先需要探索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慈善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取得如此长足的进展?

毫无疑问,政府的基本政策适应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国内生产总值2019年已经达到人均一万美元,这是基本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但是,在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中国的慈善能够取得更为突出的进步呢?

看来,对于中国之善,需要再认识。中华民族能够绵延五千年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慈善的文化而言,尤其是对于至善的认知与实践,确实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善的文明。

第一位的,是中国崇尚公共之善。中华民族所崇拜的三皇五帝,燧人氏的钻木取火,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等,都是为社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李冰父子作为地方官员而修建都江堰这一旷世工程,人们同样尊崇其人并世代立庙祭祀。

天下为公的公共伦理要求政府承担发展国计民生之责并担负防疫救灾的基本责任。这也许是发达的农耕文明所特有的政治理念。与一些国家的政治伦理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因而对公共权力严格限制不同,中国社会传统强调政府承担大善的功能,特别强调官员的品行与以身作则,同时建立起严格而复杂的官员选拔与考核和监察机制!

在个体之善方面,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与家风和家族传承。中国著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规范,《大学》所要求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特别强调包括天子和平民在内所有个人修养的重要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养浩然正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已经成为中国人品、人格的基本内涵。

家风建设,更是中华文明优势。《易经》即强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而以《孔子家语》与《颜氏家训》、《武肃十训》等为代表的家族传承经典,则开创了诗书传家、家风教育体系化的先河。

社会之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尤为突出。范蠡三散其财,成为有史书记载的人类第一个慈善家。助人为乐,邻里互助,亲友互帮,乐善好施,构成了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史上,乞丐慈善家武训、状元慈善家张謇、企业慈善家经元善、总理慈善家熊希龄等,来自社会各界,均是捐出钱财,扶贫济困,兴办教育,奉献社会,成为中国现代慈善的重要引领者。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之善,有一突出特色,即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中非灾难地区的人力,对灾区进行多种形式支援,直至发展到现代的一省对一县、一省包一市的对口援助制度,成为一种公共伦理!

中华文明融汇“四海之内皆兄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理念,崇尚大同世界的理想,希望与不同民族分享文明成果,不存在种族歧视、宗教争端的社会基础。在近代国际慈善组织进入中国以后,整个社会如同古代西天取经、引进佛教那样又一次开始全面吸收消化。如果从更为广阔的角度分析,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各个民族不断融合而成的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文明不断汇合生长的重要载体。

综上所述,中华慈善文明,大体上有几个突出特色。首先就是强调公共之善,特别注重政府公共职责的仁政与善治。再就是强调平民家庭与个人的教养功能,将善与孝紧密联系起来,坚信“百善孝为先“的信条;还有就是强调个人的修养与对社会的责任感,通称为家国情怀。同时,特别注重将善与文化学习结合,强调知书达礼。而由于中国聚村而居,社区之善,更是凝聚了家与国的精神,亲情与乡情,乡音与老乡的沟通与理解及互帮互助行为,更是突出中国之善的特色。

在这样的善文明格局中,当着疫情和各类灾害突然袭来的时候,其应对的方法自然呈现出十分独特的中国特色。政府、社区和地区、家庭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能够较快地共同行动起来,以正规与非正规的形式克服障碍,精诚合作,取长补短,汇聚成为巨大的力量,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救援效果。这样的善文明传承,恰恰是中华文明能够不间断地在一个地域持续生长五千年的重要基因,也是中国慈善事业能够在较短时期内获得快速发展的内在逻辑。

三、慈善事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如何融入社会服务大潮的内在需求之中

在分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进入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并且拥有深厚的历史与社会资源的同时,也要看到,整个慈善事业的发展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其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就是在组织之善与社会服务的紧迫需求之间还缺乏有机联系。

一方面,养老服务,儿童照料,各类残疾人的康复与生活质量提升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慈善组织承接这些服务的能力还相当有限;

在慈善活动中,各类倡导的论坛与会议为数众多;但在实践中,真正能够落地到社区并与基层社区紧密联系从而规模化地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行动还相当欠缺;

在理念倡导方面,信息公开已经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但在客观效果方面,如果要得到一个类别和一个行业的系统信息,比如大病社会救助的综合信息,则十分缺乏。

慈善事业发展所遇到的这些挑战属于结构性的缺陷。它表明,公共之善与慈善组织之善的对接还相当不足,许多慈善项目与活动还没有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大地,缺乏与中国社会需求的深度对接,因而就不可能源源不断地汲取中国社会的基本营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最为根本的原因,主要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当着社会救助制度已经基本确立,政府已经承担起了主体性的责任并全力实施脱贫攻坚战略以后,生活性的贫困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覆盖,医疗救助已经建立了医疗保险制度的基。泄拇壬葡钅棵媪僮啪薮蟮睦沸宰。这个转型,就是要从一般性的生活贫困性物质救助转向各类困难群体的服务性照料,也就是说,要从社会救助转向社会服务。尽管社会中还有一定的贫困现象,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会救助,但就总体而言,各类群体性的多重生活困难的问题则更为突出。仅以老龄化的挑战为例,在老年人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以后,他们的居家养老服务包括日常生活的照料则是更为紧迫的挑战。

也许人们会质疑,所有社会服务类的项目,不都是政府的责任因而只要通过政府机构或者采购商业的社会服务就能够解决吗?其实,这恰恰是最大的误解。因为,即使在发达国家,比如在德国,一半以上的养老机构都是由慈善机构来运营的。香港的慈善机构绝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来自于政府所采购的社会服务。

以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包括环境保护、海洋保护、动物保护等,尤其是以新冠肺炎的疫情应对,都不是一般的企业管理逻辑和规范所能适应的,都需要社会价值的深度介入,都需要博大的公共精神。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一类的社会服务业,都是社会价值为主导的事业。发展这种类型的企业、事业和社会组织,既需要博爱的现代慈善精神,也更需要胸怀天下的公共服务精神。否则,就很难担负起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对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焦虑以及“起步十年,依然起步“的批评,实际上既是对于慈善与养老服务业脱节现象的一种善意警告,也是直接明白地揭示出慈善与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互为表里的道理。

看来,只有立足中国大地的客观需求,重新认识中国之善,发现并拓展以公共精神为内涵的中国之善,努力学会用中国社会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和传统来参与慈善,有效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类实际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化解当前慈善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1]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28-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肺炎疫情伟大斗争中的巨大作用